新刑诉法下月实施

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于明年1月1日正式实施。其中，明确规定侦查阶段律师即可会见当事人、了解案情，并对调查取证等过往难题都一一“松绑”，对此，不少律师感叹“春天来了”。

日前，广东省法学会律师学研究会召开学术年会，一众律师、检察官、法官、学者围绕新刑诉法的新内容热议。一名资深检察官直言，在新刑诉法下，控辩双方的全方位对抗大大提前和扩大，公诉人在案件信息上已无优势。但也有不少律师直言，权利扩大的同时，执业风险也随之增大。

“检方”：公诉人在信息上的优势没了

与会的广东省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沈丙友直言，新刑诉法对律师执业阅卷及调查取证的进一步放开，这对公诉人来说，“狼”真的来了。

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，律师的辩护起点提前到侦查阶段，从审查阶段开始，律师可以提前摘抄相关案卷……律师的辩护权获得提前和扩大，使公诉人与辩护律师之间的平等化得以最大限度实现，但“律师的同步介入，导致公诉人以往在案件信息上的优势已经没有了”。

到庭审阶段，无论是庭前会议、二审开庭范围的确立、证人出庭以及量刑方面等话语权的增多。“公诉人在各个阶段都能听到辩护律师的名言——‘我反对！’控辩双方的全方位对抗来了。”公诉人将如何应对？沈丙友认为，充分尊重是前提，意见听取是基础，自强素质是关键。

“我们本是同根生。”沈丙友说，公诉人和律师同是法律人，本属同源，只是职业选择的不同导致了特殊的对立。在他看来，广东的刑事辩护环境向来宽松，今后更要彼此尊重各自的职业选择，并尊重不同主张。

而意见听取，是新刑诉法赋予的义务。对于公诉人来说，辩护律师的主张、批判甚至质疑，未必不是好事，“兼听则明”。经过充分的控辩交锋，能有效避免错案，并增加刑事诉讼的实例。

沈丙友说，面对压力和挑战，至上之道是着力提升自身素质，正面迎“战”，才能面对质疑化解难题。

“辩方”：侦辩、控辩对抗风险更大

律师陈永忠则认为，律师提前介入刑事案件，将直接提前激化侦辩、控辩矛盾，增加律师的执业风险。

新《刑事诉讼法》对律师的传统三难——会见、阅卷、调查取证作出了明确改进，并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的排除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调查取证的放开，尤其是对同一证人证物等案件关键性证据的两方同时取证，将两相对抗取证权最直接短兵相接，激烈程度可想而知。

尤其是，一旦律师的取证有成效而导致非法证据排除后案件不能定罪，轻则对内需要错案追究，对外必须国家赔偿；重则，侦查人员面临“刑讯逼供罪”的追诉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是侦辩、控辩对抗。

另外，律师提前介入案件，一旦当事人对案件的供述发生变化，对案件产生影响时，律师往往首当其冲被怀疑。此前茂名就有一名律师，在会见当事人时得知还有同案人未落网，后该名同案人闻讯逃跑，律师便因此涉嫌犯罪被抓。

来自深圳的律师郑马表示，律师权利的扩大，势必要与公安交锋，带来的风险并不简单。因此，他建议省律协能发布相应的风险提示。

省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沈丙友建议律师，对非法证据提出要实事求是

揪住证据细节大做文章 动辄无罪辩护有失公允

省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沈丙友提出，新刑诉法明确规定，要排除非法证据，这点大家都支持。但现实中，部分律师爱搞证据突袭，“有些律师往往揪住证据细节大做文章，动辄无罪辩护，只重推理不回归证据，只抓无关紧要的细节不看全局证据整体的辩护方式，有失公允”。

现实中也有一些案件，往往在非法证据的排除上，便反反复复持续了一个多月，难进正题。

对此，省检察院公诉三处处长朱华表示，有部分律师在名片上便印上“坏案专家”，专打无罪案件，全部无罪辩护，完全不顾证据材料。他认为，作为律师也要认真选择，实事求是。

广州市中院刑二庭庭长郑允展也表示，在非法证据的排除上，法院是中立的。但实际上，面对控辩双方的据理力争，如何去排除，是非常复杂的工作，在认定上难度较大。他建议，对于非法证据的提出要实事求是，“不见得要每案必提”。

沈丙友表示赞同，他建议要正确理解和把握证据，不要把非法证据扩大化，对疑似非法证据，排除合理怀疑客观有效甄别，避免“幽灵辩护”，“否则公诉人与辩护人如同堂吉诃德与风车大战，动辄在法庭上一坐就是一个星期”。

“对于公诉人来说，辩护律师的主张、批判甚至质疑，未必不是好事，兼听则明。经过充分的控辩交锋，能有效避免错案，并增加刑事诉讼的实例。”